我原来一直相信，人不管多么恶，都是有残剩的良知的。就像王阳明说的那样，让盗贼脱最后一条短裤，他也会感到羞愧。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总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比如有些地方禁止武汉人入境，对武汉人恶言相向；各地封路的背后，尽管是必要的自我保护，但内中也泄露出了一种冷漠，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 

俞敏洪在日记里坦言，很想去探究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从古至今，我们许多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保障，一个权利不被保障的人，没有任何长久的安全感。所以就形成了两种心态，一种是有好处赶紧占，因为如果不抢不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沿着这条线，我们就养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维逻辑。 

另一种心态就是别人的好坏和我没有关系，既然我自己没有什么长久的安全感，我为什么要去在乎别人的权利呢？ 我们指责个别人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产生这种人的社会土壤，并由此改善社会土壤的结构。 

关于媒体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普世价值上进行判断 俞敏洪在日记里写了两段话，请细品： 有一些喜欢歌功颂德的写手，已经开始发表对于政府官员抗击疫情如何辛苦进行描述的的诗歌和报道。其中有一首诗，几乎把县委书记和县长写成了比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还要更牛掰的人物。 

在这种时候，真正有良知的媒体应该认真去关心一下普通老百姓，那些被传染了疾病的人和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处境是什么？而不是跟着领导后面，屁颠屁颠的跑。领导也许真的很辛苦，但等疫情结束了再来看功过是非似乎更好。回顾，能够让我们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幸运的是，我们总有人在坚守自己的价值体系。武汉作家方方说： “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方方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曾说：“在我看来，在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判断上，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一个健康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上进行判断。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关于李文亮别老想着“舍小家，为大家” 武汉中心医院宣布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俞敏洪在日记里写道： “我的心一下子坠到谷底，失魂落魄，内心瞬间充满了悲愤和痛苦，一个人关在书房里，痛哭了半个小时。” 随后，他发了一条微博： 在这里，我对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表达我沉痛的悼念。他是八个最早发声而被训诫的医生之一。希望他的先期呐喊和宝贵的生命，不会白白付出。这里借用鲁迅先生的诗来寄托我对李文亮医生的哀悼：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李文亮先生安息！”

为什么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会牵动这么多人的心？ 大家的悲愤不仅仅是因为李医生去世了，而是悲愤于一场本来可以防范的瘟疫，在小范围内可以被消灭的瘟疫，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国家级别的灾难。 李文亮医生其实只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从训诫书可以看出来，他面对警察的时候，也很害怕，承认自己是“造谣”，还写下了“明白”两个字。如果这次疫情没有爆发，那他“造谣”也就坐实了，这极有可能还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工作和升迁。 

这件事情，让大家看到了言论宽容度的不足。一个社会，一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言论宽容，才能让真实信息流传得更快，让大家的猜疑减少，加速社会的透明、稳定和发展。 

那么，怎样分辨谁才是真正造谣和说谎的人呢？ 光依靠官方一个渠道来分辨是明显不够的。这就像通过计划经济把全国的经济规划好一样，落实到具体的环节是很难操作的。提高对于谣言和谎言的分辨率，最重要的是三条渠道： 一是提升政府做事情的公信力和媒体的公信力，让全国人民相信政府说的话和公共媒体说的话是可靠的，可信的；二是保持信息畅通，提高老百姓自己的分辨力，让老百姓对自己的言行负起责任来；三是用公开公正的法律手段来处罚造谣和说假话的人，保持程序公正，而不是某个行政部门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自己来做裁判。 

回头看，我们宁可李文亮平平常常、默默无闻活着，也不愿意因为离世而变成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我相信，李文亮自己也一定愿意普通而快乐地活着，而不是作为英雄去牺牲。 老祖宗早就说了：修身齐家，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 

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别老想着“舍小家，为大家”，没有一个个小家的幸福安康，哪来大家的国泰民安？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了一段公道话： “武汉市的确欠对李文亮的一个道歉。武汉和湖北的主官们也欠对湖北和全国人民的一个郑重道歉。武汉市的主要官员为什么不在李文亮病重期间去慰问他，为什么不早一些推翻之前对他的态度？我们的一方政府和官员们做错了事情，向受了冤屈的人道个歉鞠个躬，难道就这么难吗？” 

关于企业员工是毛，企业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根据俞敏洪的日记，这场疫情，也给新东方带去了严峻的考验： 地面课堂全面停课，上百万寒假班的学生不能上课，如果全部退费，新东方就只能关门大吉，七八万老师员工的生计，立刻就成了问题。所以俞敏洪临时决定，把课堂搬到线上，让愿意的学生在家里上课。 

可这一转变并不容易，首先新东方的在线系统并没有准备好，其次新东方的老师大部分没有在线授课经验，再者家长和学生是不是愿意在线上课也是个问题。 但不管怎样，转变总比坐以待毙要好。除夕夜几万老师就开始在线训练，所有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夜以继日终于准备好了线上系统。 

可是1月31日，正月初七，新东方线上授课的第二天，服务器就遭遇了外部猛烈的攻击，导致众多学生没法上课。 那一天，俞敏洪在自己的《疫情日记》里写道： 我也想在这里向黑客攻击者说一下，在这种大家都需要互相帮助的关键时刻，全中国人民都在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时刻，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攻击新东方，都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