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教育的，要把教育的出产品，明明白白，定个标准。预定要产什么物品，然后来造一个制造厂。不要拿来一架机器，就随随便便的来造物品。我们所需要的物品，是须备三个条件的人：活泼泼的，能改良社会的，能生产的个人。

　　今天师训君为大家分享昔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于民国十八年（公元1931）的演讲。这篇90年前的演讲，今日复读，依然深受启迪。

　　我们讲教育的，要把教育的出产品，明明白白，定个标准。预定要产什么物品，然后来造一个制造厂。不要拿来一架机器，就随随便便的来造物品。我们所需要的物品，是须备三个条件的人。

　　活活泼泼的人

　　一个小孩，本来是活活泼泼的，他会笑，会跳，会跑，会玩耍。近山就会上山去采花捕蝶；近水就会去捞水草，拾蚌壳，捕小鱼；近田就会捕蝗虫，青蛙。他对于环境，有很多兴会。

　　他的手耐不住的摸这个，玩那个；脚耐不住的要跑到这里，奔到那里，眼耐不住的看这个，瞧那个；口关不住的说这样，那样；你看如何活泼。

　　我们办学校的，偏要把他捉将起来，换在无山，无水，无虫，无花，无鸟的学校；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使他坐在椅上不能动；把他的眼遮起来，使他看不出四面关住的一个课堂以外；要他的口来念“天地元黄，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种种没有意义的句子。

　　现在改了“一只狗”，“一只猫”，“哥哥读书，妹妹写字”，这些话，就算是新式教科书了。还有讲历史的时候，说什么“黄帝擒蚩尤”这些话，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谁是黄帝，更不识谁是蚩尤。孩子听了，好像火星里打来了一个电报。

　　还有叫他唱“陀，来，米，发，索，拉，西”的歌；叫他听“咿琍鸣噜”响的风琴。不如小孩儿素来所唱的“萤火虫，夜夜红，给我做盏小灯笼”好得多。二十五块钱的坏风琴，不如几毛钱的笛和胡琴好得多。

　　小儿的生长，要靠着在适当的环境里活动。明代王阳明也见到这个道理，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 霑被草木，莫不萌动发育，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粘槁矣…… 若近世之训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读倣，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预见…… 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可得乎哉？”

　　德国福禄培创教养儿童自然的法儿，他设了一个学校，用各种方法，使儿童自然发长；他不知道这学校叫做什么，一日他在山中游玩，看见许多花木，都发达的了不得；他就叫他的学校做幼稚园（kindergarten）。

　　“kinder”是儿童，而“garden”是花园。幼稚园的意思是“儿童的花园”，后来哪知道变成“儿童的监狱”。我们把儿童拿到学校里来，只想他得到些知识，忘记了他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一个孩子，就是知识一方面，不过就是识几个字罢了。

　　无论在小学里，或是在中学里，我们要认定学生本来是活的，他们的体力、脑力、官觉、感情，自一天一天的发展。不要用私塾来把他们的生长力压住。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学卒业的学生，眼多近了，背多曲了。学级进一年，生气也减一年。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的出产品。

　　能改良社会的个人

　　个人生在世上，终也逃不了社会，所以社会的良不良，和个人的幸福很有关系。若我但把个人发展，忘却了社会，个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中国办学的一个难处，就是社会腐败。这腐败社会的恶习，多少终带些入学校里来。

　　所以学校里的团体，终免不了社会上一种流行的恶习，不过比较的好些罢了。学校是社会的镜子，在这镜子里面瞧一瞧，可以见得社会上几分的恶现象。不过学校里的生活终比社会上高一层，所以学生有改良社会的一个机会。学校须利用这个机会，养成学生改良社会的能力。

　　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学的用意，是有两种希望。一种是为家庭增资产：以为“我的儿子”入了学校，念了书，将来可以立身，为家增一个有用的分子；一种是为国家求富强，以为“我的儿子求了学，将来可以为“拯世救民”的人才。

　　第一种是家属主义的“余荫”，第二种是仁政主义的“余荫”。学校的宗旨，虽不与此两种希望相反对，但不是一个注重点。学校的宗旨，是养成社会良好的分子，为社会求进化。

　　社会怎么样才进化呢？个人怎样来参加谋社会进化的运动呢？这两个问题，是学校应该问的。社会怎样才能进化这个问题，我们可暂时不讲，个人怎样来参加谋社会进化的运动，是我们应该现在研究的。我想要学生将来参加改良社会的运动，要从参加改良学校社会的运动做起。

　　我讲到此，不得不提起学生自治问题了。学生自治，可算是一个习练改良学校社会的机会。我们现在讲改良社会，不是主张有一二个人，立在社会之上，操了大权，来把社会改良。这种仍旧是牧民制度，将来的结果是很危险的。

　　教育为发达以前，或可权宜用这个方法，如陕西阎百川的用民政治。但这个办法，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不是根本的办法。江苏南通将来的危险也在这里。

　　所以我们赞许阎百川治晋是比较的，不是单独的。若以单独的讲起来，这种用民政治仍是一种“仁政主义”、“牧民政策”。我是很佩服阎百川的，我并不是批评他，但我希望他一面“用民”，一面不要忘了这是权宜之计，将来终要渐渐儿的改民治方面去才好。

　　我常常对人说，江浙两省，是江南富庶之地，兄弟之邦，得了两个兄弟省长，为何不照阎百川的方法来干一干呢？这种事情不干，如江浙的齐省长，没事照做，看了学生的一篇文，到来小题大做。我想一省的省长，哪里有这种空功夫！

　　学生自治，是养成青年各个能力，来改良社会。他们是以社会分子的资格，来改良社会，大家互助，来求社会的进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务。有人说，学生自治会里面，自己捣乱，所以自治会是不行的。我想自治会里面起冲突，是不能免的，这是一定要经过的阶段。况且与其在学校里无自治，将来在社会上捣乱，不如在学校中经过这个试验，比较少费些时。

　　能生产的个人

　　以前的教育，讲救国，讲做中国的主人翁，讲济世救民；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迷信牧民政策的人才。不好的结果，自己做不了主人翁，把国民当奴隶；不来救国，来卖国；不来济世救民，来鱼肉百姓；到了后来，“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今后的教育，要讲生产，要讲服务，要知道劳工神圣。为什么要讲劳工神圣呢？因为社会的生产，都靠这各个人劳力的结果，个个人能劳力，社会的生产自然就富了。

　　假如大多数的人，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社会怎样能生存呢？又如杜威先生说，希腊文化很发达，科学的思想也很发达，何以希腊没有物质科学呢？何以物质科学到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呢？因为希腊瞧不起做工的人。瞧不起做工，就不会做实验；不会做实验就没有物质科学了。

　　我们中国，素来把政治道德两样合起来，做立国的中心，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如孟子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都是道德和政治并提。

　　我们的学校，也不外政治道德四个字。如孟子说，“立痒序之教，所以明人伦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几千年的教育宗旨，都是一个“拯世救民”的仁政主义，牧民政策；今天以百姓当羊，来牧他；明天养肥了，就来吃他，你看中国几千年的“一治一乱”，不是羊瘦牧羊，羊肥吃羊的结果么？

　　现在我们假设百姓是羊，我们要羊自己有能力来寻草吃，不要人来牧；那么羊虽肥，不怕人来吃他的肉。这是讲句笑话罢了，我们哪里可当百姓作羊？百姓都是活泼泼的人。我们把百姓能力增高起来，使他们有独立生产的能力，哪要人来施仁政，来牧他们？

　　要能独立生产，要先会工作，要知道劳工神圣。美国教员联合会现在已加入劳动联合会。这是全国教师承认教书也是劳工。凡有一种职业，为社会生产的，都是劳工。劳心劳力，是一样的。“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这两句话，是在有分阶级的意思在里面，未免把劳力的人看的太轻了。把以上的话总括一句，教育要定出产品的标准，这标准就是：活泼泼的，能改良社会的，能生产的个人。

　　文章来源于《北大老讲座及其它》，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