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育儿是一场孤独消耗的历程。

对于在都市里打拼的家长来说，如何在「为孩子提供更好物质生活」 ，与「给孩子更好陪伴和养育」之间平衡，是一个两难问题。

几年前，上海五角场社区里，孙洁和不同背景的妈妈们建立起“同盟”，轮流成为“代理家长”，照看彼此的孩子，为城市育儿提供了一个解题思路。

家门口的育儿班

刚出梅的上海五角场，尚未完全摆脱雨水。

这天又下了雨，还好有逐渐放晴的趋势。

孙洁让十几个孩子戴好草帽，离开那间蓝色铁皮小屋。穿过铺满碎石的小径，他们抵达不远处的诗经花园。

孩子们个头不一，年龄最大那几位正在上小学。

不久前，孙洁刚领着他们念过《诗经》里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诗经》里的植物长什么样？问题抛给了孩子们。于是，那块被矮栅栏圈起来的小花园里，孩子们三五成伍，仔细观察着眼前的植物。

莲座状的车前草抽穗，果实逐渐饱满；几捧卷耳开出白色小花，沾满雨珠；芦苇茎秆笔直，快与成人齐高。

对照着植物边上的导览牌，“芣苢”“卷耳”“蒹葭”，他们尚不能识读所有字词，但在孙洁讲解的辅助下，2500年前先人吟唱的古语在孩子们小小的脑袋里形成具象。

带队老师孙洁的个子不高，留一头利落的黑色齐耳短发。

在蓝色铁皮屋和植物园里，她是孩子们的“太阳老师”。此刻“太阳老师”正站在花园一角，照看着孩子们探索植物，随时清点人数，偶尔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在这里，孩子们是主角，大人们负责引导和安全看护。

“太阳老师”的学生们，大多是杨浦区五角场里不同社区住户家的孩子。

2018年暑假，是孙洁以家长志愿者身份在社区夏令营服务的第二年。

这天轮到她当班主任，兼代班植物导览课。从2017年起，一些像孙洁一样的家长加入了由社区营造组织“四叶草堂”发起的夏令营，充当老师，照料自家和邻居家的孩子。

也是在这里，互不熟识的家庭开始相识，孩子们成为好友。

适逢周末或假期，妈妈们带着孩子穿过街道、花园、社区大门，去孩子朋友家串门，或是几家约着一起参加社区里的不同活动。后来，熟识的家庭会随手帮忙对方带带孩子。

到2020年，孙洁和社区的妈妈们依照志愿活动经验，自发在假期组织起类似的互助育儿活动。

来自不同社区的妈妈们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策划和发起不同的活动，抱团养娃。

后来，部分孩子的爸爸、爷爷或奶奶等其他家庭成员也加入其中。一些孩子的母亲业余时间多，充当起孩子们的“共享妈妈”。

有孩子的父母是双职工，无暇照看孩子，早上八点多将孩子送来，下午五点多再现身，将孩子接走。

家长们职业不尽相同，公司法务、外企中层、中学教师、技术工，也有像孙洁这样的全职妈妈。

如何在假期带好孩子是他们共同的难题——上班挤占了大部分时间，让孩子单独待家里却不放心；离开了学校，孩子缺少同龄伙伴的陪伴。

求助各种教辅机构和暑托班是一种方法，但商业机构收费昂贵，以至于许多家长选择了家门口互助育儿团。

虽然也收费，只需要付出比外部夏令营低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价钱，就可以解决假期看管孩子的问题。这些费用主要用于抵消场地租借、物料准备、人员补贴等成本。

那个到植物园“探险”的早上，孙洁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豆丁和豆丫出了门，绕了近两公里，从国定一社区来到仅一墙之隔的创智农园。

这片面积近2200平的开放社区花园，由一片“废地”改造而成。诗经花园只是其中圈起来的一处花地，园内还有芭蕉、苜蓿、桃树、萱草、玉米、毛豆等数种植物分布四处。

从高处看，整个花园近似一个狭长的锐角三角形，嵌在新旧两片小区中间。东侧是几栋高层住宅楼，西侧多是密集的六层联排楼房。

三角形中间，一处蓝色铁皮小屋，是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室内活动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作业、看绘本、画画、吃饭、做手工，而后由老师、志愿者家长带往户外观察植物、玩耍。

图|社区花园里，孩子们在上课

雨中的凤仙花色泽艳丽，有孩子发现后采下好几朵兜在草帽里。

孙洁来自江阴农村，俗称“指甲草”的凤仙花是她儿时熟识的“玩具”。孩子们对凤仙花感兴趣的当口，角落里适时传出她提醒的声音：“它不仅可以用来染指甲，还可以做耳环哦！”

生僻的知识点成功勾起城市孩子的好奇心。两个，四个，十个，孩子们凑上前来提问，眼里满是期待。豆丁和豆丫也在其中。

领着他们回到小蓝屋，孙洁招呼孩子们分享方才在植物丛中的观察发现，之后，带着他们捣鼓凤仙花。

一个又一个孩子凑过来，给小小的指甲染上淡淡橘红，还有人兴奋地把卷起来的种子壳挂在耳朵上。

如今，在那片社区里，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们并未囿于家中的一方天地，与电视、平板电脑和手机作伴，而是与混龄伙伴们一块，在志愿者家长的照料下，流动于不同的社区空间中。

他们有时成队出现在社区，为井盖作画，或是在睦邻之家阅读绘本。有时，他们在火车头菜园里种菜、钓小龙虾、挖土豆，又或是脱掉鞋子，踩进创智农园的小水田里插秧。

在孙洁看来，这个疏离的大城市里终于有了老家熟识的社区味道。

城市里的外地妈妈

今年是孙洁一家住在五角场国定一社区的第五年。小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多为六层联排楼房。

长方形的龙门架从不少人家的窗户延伸出来，晾着几件飘摇的单衣。在这里居住的1100户居民中，多是退休老人。剩下的住户里，除了合租的白领，有许多是和孙洁一家类似的外地家庭。

来到这里之前，为了找到适宜孩子成长的居住环境，孙洁一家搬过七次家。对此，孙洁笑称自己是“孟母三迁，择良邻而居”。

第一次搬家在2013年，23岁的孙洁和丈夫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从老家江阴来沪打拼。

在孙洁描述中自己是“逃”离了老家。她毕业于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认为带孩子该是夫妻两人的事，老人不必为了带儿女的孩子鞠躬尽瘁。

而且，她不想被老一辈的养育习惯束缚手脚。比如，大人得嚼碎了食物喂孩子，或是用棉尿布而非尿不湿。矛盾在最初难以调和，她选择迁往上海避开争执。

社区妈妈团成员穆穆也是一位外地妈妈，她和家人住在五角场离孙洁家两公里开外的武东社区。

2016年，穆穆带着孩子从安徽滁州搬来上海。之前，她是滁州当地一名老师，花费十年经营了一家画社。

穆穆不熟悉上海，但那里有正在打拼的丈夫，还有众多城市设施，可以带即将上幼儿园的儿子一起探索。

孙洁和穆穆最初的构想里，上海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优渥，是构筑新家庭的绝佳土壤。真到了上海，她们发现在这里扎根并非易事。

最开始搬到上海，孙洁记得很清楚，商品楼里的家家户户都关着门，谁也不认识谁。

在江阴农村，孙洁从小养成了主动问候邻居的习惯。来上海之后，她试着主动问候，结果热脸贴了冷面。

对方下意识觉得怪异：我又不认识你，干嘛主动与我打招呼？有什么目的吗？

上海人口总数超过2400万，城市里人口密度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见得更亲近。

像孙洁和穆穆这样的外地妈妈，需要在这样关系疏离的城市里重建属于自己的圈子。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

在最开始居住的小区里，孙洁遛娃时总能结识一些外地来的女人。这些妈妈多来自苏北，在这里做些开饭馆、服装店的小生意。

几年后，搬离的孙洁再回访，许多妈妈因为无法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纷纷回了老家。

除了“如何进行母乳喂养”“上私立学校成本高”，一同被妈妈们频繁提及的烦恼是“小孩没人一起玩”。

和孙洁一样，许多妈妈在乡镇、小城的熟人社区里长大，怀念着儿时与社区伙伴玩耍的经历，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一样的快乐。

但当小镇里的女孩在大城市里当妈妈带娃，为了防范人贩子，大多数人只能把孩子放在家中玩耍，在社区广场、游乐园放风时也需家人盯紧。

图|穆穆的儿子在社区花园里采摘果实

加入互助育儿妈妈团之前，穆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儿子的陪伴问题。

搬来上海不久，穆穆找了份民办中学艺体老师的工作，工作量从过去每周8节课，变成每周18节课，通勤时间也翻了一倍。备课，上课，带娃，丈夫和父亲也会帮忙，但在陌生的环境里，穆穆仍然感到疲惫。

这样工作了不久，穆穆两岁多的儿子先提出了不适：“妈妈，我好孤单。”两岁多的孩子可能还不清楚“孤单”具体为何意，但穆穆明白。

自己初来乍到还没交到朋友，更别谈还没有独立社交能力的孩子。相比过去和老家朋友一起带娃玩耍的日子，生活的确没那么热闹了。

那段时间，穆穆经常同儿子的幼儿园班主任聊天。

老师说，穆穆的儿子有些内向，社交可能会有小问题。

得空在家陪孩子时，穆穆带孩子到邻近公园玩，希望把孩子放到“孩子堆”里玩耍，找回正常的同龄人陪伴。

但聚集在那里的孩子们只在茶歇饭后随机出现，像是限时现身的浮萍，穆穆的孩子还是没有找到亲密无间的同龄朋友。

为了给儿子找同龄玩伴，穆穆利用周末给虹口社区里的孩子上美术课。

第一批学生是自己三岁的儿子和房东的小孙子。教辅机构两三百块一节的美术课，穆穆的画社收费几十块一节。

2018年，穆穆在孩子的跆拳道班见到了同样来接孩子的孙洁。

两个人聊得投缘，孙洁聊到的育儿理念让穆穆印象深刻：孩子应该在思维放养的环境中学会独立思考，将知识转换为行动，而不强调通过培训班积累知识。

“我也不是鸡血妈妈，觉得（她说的）挺适合孩子成长的。”穆穆说。

2020年暑假，孙洁接到了穆穆打去的电话。

疫情打断了画社教学，想到孙洁正在筹备新一期社区夏令营，穆穆想把画社桌椅、画材等物料捐给孙洁。

孙洁拒绝了，让穆穆到她的夏令营去，搭建画社教孩子。从那时起，五角场社区互助育儿联盟中，多了一个画社妈妈。

图|正在画画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

在养孩子这件事上，即使是同一个社区里的家长，能合力完成的事项有限，建群交流经验已属难得。

但孙洁不这么想，她一直主动与社区中的不同妈妈加好友，希望找到理念近似的人，抱团带娃。

2016年，搬到国定一社区后，孙洁在那个老旧小区里，嗅到熟识的社区感。她说，这里的居委会书记如邻家大妈般和蔼，周遭有公共空间方便大家进行社区活动，还有如创智农园、火车头菜园等社区花园。

那里的人文环境也很好，附近有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孙洁有时会去这些高校的食堂吃饭，结识了附近社区的妈妈。

后来，孙洁在社区夏令营当志愿者时，遇到了更多在育儿上一样有深远考虑的妈妈。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中不知不觉将育儿的思考从“安全照看”再往前延伸。

在大城市，外来妈妈兼顾带娃和工作独木难支，有没有可能通过互助育儿解决问题？如果有，如何让孩子在友好的混龄环境下成长？不拘泥的育儿想法在讨论中逐渐拓展开。

在钢筋水泥组成的都市里，和不熟悉的人建立信任都很困难，更何况要把孩子交给对方照看。

家长们习惯于先不动声色地观察陌生的对象。高高的社交防线，在严格的观察下，才有机会慢慢放下。

“要了解一个人，需要从每天的细节里看。”无论到哪个社区，家长们都是通过遛娃群来找到“同类”。

线下见面后，打成一片的孩子会成为松动关系的按钮，有的家长会借此机会邀约对方到家里做客，以娃会友的同时，两个陌生的家庭也开始逐渐熟悉。

图|花园里，孩子们在玩耍

穆穆的画社开到国定一社区附近后，新来的家长们会好奇，来课上旁听，但家里的孩子仍送到外边两三百一节的兴趣班。

经过半年到一年的熟悉，家长们才会把孩子送来。类似的情况也在社区夏令营里发生过。

互助育儿过程中，许多家庭的关系更近了。孙洁有一个社区邻居群，里面有五六十组平常玩得比较好的家庭。

在群里，常常有人招呼着别家家长，如果没时间照顾孩子，就让孩子到他们家吃饭。有人周末加班甚至出差，会有邻居主动请缨，说家里要出门旅行，可以把加班家长的孩子也带出去一起玩。

孙洁照顾过爸妈出差的孩子，她的孩子们也托给邻居照顾过。去年疫情期间，孙洁和丈夫去医院看牙，隔壁财大社区的一位妈妈临时帮她照看过豆丁和豆丫。

有好几次周末，穆穆带着大儿子一起上课。有熟识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画社后，主动提出帮穆穆带他出去遛一圈。

有时，儿子被领去玩了滑梯；有时，他会兴冲冲地跑回来展示手中的礼物：“阿姨给我买了一颗种子球。”

“这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在孙洁看来，这是一群人之间产生了信任，“（这么一来）就有很多互助的可能。”

家长们互助育儿的举动，有意无意间，也把不同年龄的孩子聚到一起，形成了混龄教育的环境。当然，孩子们也意外学到了更多。

穆穆看见过一个一年级男孩主动照顾小他两岁的儿子，不仅主动替他擦汗，还会让来接自己回家的妈妈买两瓶水，分一瓶给儿子。但在他妈妈之前的描述中，那个男孩快要把人气到抑郁。

孙洁也观察过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家里，哥哥豆丁有时会因为大人“偏爱”妹妹豆丫的态度有所不满。

但在混龄孩子堆里，当妹妹的玩具被别人抢走后，他主动把自己的玩具递给她：“别哭了，哥哥把玩具先借你玩一会儿。”

孩子们难免有摩擦。当天带队的家长们往往会先让孩子们自己解决，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干预，同时在结束活动后和孩子、家长一起复盘。

习惯了作为家庭世界中心的孩子们，在这个由混龄伙伴组成的小社会里，学习着如何与他人沟通、协作。

穆穆发现，有时候孩子们从大一点的孩子身上学东西，比接受家长居高临下式的教学效率更高。

她的大儿子就在大孩子的带领下，学会生火等生活技能，本来内向的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会主动与陌生孩子交朋友。

社区里孩子们打成一片，邻居间互帮互助的样子，让孙洁想起小时候在毗山村里的生活——爸爸在外地务工，家里妈妈没空的时候她会去老师家吃饭。寒暑假去隔壁村里的外婆家待一段时间；邻居家的孩子欺负自己时，哥哥会挡在身前。过年的时候得穿口袋大的衣服，因为每经过一家都会收获一堆礼物。

不止是她，社区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妈妈们，也有类似的感受：上海妈妈想起弄堂，北方妈妈想起大院儿。

许多来大城市打拼的家长，和孙洁一样，怀念儿时由亲戚、熟人共同看顾的环境。但在大城市，人员流动性强。

这种依靠熟人建立起来的看顾幼儿模式很难被复刻。更多时候，只能由核心家庭本身负责养育孩子，要么把祖辈接到外地来，隔代抚养，要么父母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和资源抚养。

在“鸡娃”、“内卷”成为热词的今天，许多家长都在思索，我们还能有怎样的育儿想象。借助社区公共力量育儿是一种值得重新关注的方式。

在《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中，安超指出：“传统社会中儿童的养育不是依赖母亲或特定的个体的，而是依赖社区的。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数不清的成人和同伴参与其中。”

孙洁和五角场社区妈妈们在做的事，实际上是在缺少亲缘、地缘性较弱的社区里，以孩子为纽带，建立共同养育孩子的“同盟”。

这类似于重新把社区公共力量引入孩子的抚育中，增加了“代理家长”的数量，从而缓解部分家庭的养育压力。

流动生长的社区妈妈团

帮忙照顾别家的孩子，对于参与互助育儿的妈妈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

与妈妈们的交谈中，孙洁发现不同的妈妈各有各的隐症。

全职妈妈觉得整天只围绕孩子转，没有价值感；职场妈妈认为每次把时间给了工作，对家庭和孩子有亏欠。在家庭和自我的天平中，许多妈妈难以找到那个平衡点。

“其实妈妈只是一个我们的身份。但是除了‘妈妈’，我们还有‘自己’，就是自我成长和孩子共通的部分。”孙洁强调。

作为全职妈妈，孙洁是维持平衡心态的少数人。

从地方杂志社辞职来到上海后，孙洁在全职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辅修心理学课程，做过写手、微商，在社区里摆过地摊，出过知识付费课程，最近还上了一个学习直播卖货的培训班。

此外，她频繁出现在各种社区活动中，与不同的妈妈交谈。

穆穆佩服孙洁，觉得孙洁既是全职太太，也是社区里的活跃分子，同时也能不依靠父母拉扯大两个孩子。

穆穆曾和孙洁说起自己对家庭琐事的厌烦，两个孩子打架争吵、做饭烧饭，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

疫情延长寒假的时候，她天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辅导功课。得知能重新返校上课后，内心兴奋不已，这是她一直盼望的。

个中原因，她也说不大清：“可能工作忙起来会让自己觉得是有价值的，闲下来自己就颓废了，就没价值了。”

穆穆收到过一份手作蛋糕，那是一个在这里学过一年画的小女孩做的。蛋糕拢共做了两个，孩子自己吃了一个，跟妈妈说另一个要留给穆穆老师。

当时，穆穆感受到一种在进行家务劳动时从未出现过的成就感。

孙洁还和另外两位小区里的全职妈妈聊过。

在第一位妈妈的描述中，老公看不起她，孩子也似乎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她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送孩子上学之后回家刷刷抖音、看看小说。

后来，孙洁带着她参加了社区夏令营，也鼓励她重新想一想自己之后能做什么。现在，这位妈妈开始在附近的菜市场支起小摊，或是兼职出去送送外卖。

另一位叫晓羽的全职妈妈，为了照顾孩子辞去了导游工作。两年前为了节省儿子上学时间，和丈夫、妈妈一起搬来五角场国定一社区。

去年，因为儿子的社区作业，她认识了孙洁。之后，她们时常聊天，孙洁觉得她很适合与小孩子沟通，向她发去邀请，问她是否愿意加入互助育儿夏令营活动，去教小朋友。

晓羽心里的浪翻过许多层：虽然现在还在全职带孩子，但还是希望有一份自己想做的事。毕竟，孩子长大之后始终是要脱离自己的，假如人生所有的意义都来源于孩子，那么等到他离开的那天，母亲的人生也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思索太久，晓羽答应了。

今年夏天，晓羽成为互助育儿夏令营新志愿者。

正式开营前，她和十几个成员一起策划、讨论如何执行。开营后，她主要辅助其他老师上课，同时也给小孩上启蒙英语和手工课。晓羽的孩子，常出现在她的课堂上。

一天下课回家，晓羽的儿子跑到他外婆面前：“你知道妈妈在外边，别人叫她什么吗？别人叫她苹果老师！原来妈妈是苹果老师！”

再回忆起这个场景，晓羽换下之前轻柔的语气，讲述变得郑重急促：“我觉得那是儿子对我身份的认可。他知道，我除了是他妈妈之外，我还会是别人的‘苹果老师’。”

到此为止，孙洁及其社区妈妈团的成员们达成了一种松散的同盟。但在流动性极大的城市里，想基于地缘建立持续的社区互助育儿网络，他们还会持续面对考验。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社区妈妈团的成员家庭搬离了这里。孙洁有些可惜，但也能理解，他们的孩子拥有了更好的上学选择，也有的孩子长大后不大需要这样的环境了。

搬走后，离得近的妈妈有时还会带着孩子回来参与活动，另一些往返路程有两三个小时的妈妈，会保持线上联系。孙洁和其他人还会鼓励他们在自己所在社区发起活动。据穆穆所知，浦东那边的社区已经有人模仿发起类似的活动。

孙洁知道线下社区互助育儿的营造非一日之功。半年前，她手写了给社区居民的信，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社区抱团养娃的共建群。

孙洁附上了一个群的二维码，复制打印了1100份。有熟识的邻居抽空过来帮忙叠信，并将信件投进了每一个住户楼下的邮箱里。

而且，她也成立了一个民非组织，希望培养一些专门做这件事的人。

今年夏天，孙洁联合几位家长再次发起了社区夏令营，规模比之前小了一些，每天照看的孩子数量在10-14个之间。

她希望能为其他社区打个样，之后其他妈妈可以拿着这套模式与居委会交流，在她们居住的社区发起类似的活动。

8月中旬早上，孙洁带着女儿提前来到睦邻中心准备迎接孩子们时，已经有几个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了。

孩子们在房间里四散着，玩着玩具。孙洁进入房间坐下，打开亚当•雷克斯的《梦幻月圆夜》，大声念了起来。书里月亮跟随小女孩回家的故事，很快吸引了四散在周围玩玩具的孩子们。

逐渐，小不点们聚集在孙洁周围，有的用手撑住下巴，有的眉头紧锁，聚精会神地听着。“‘爸爸，你看我还要继续吗？’他们在月亮上走来，走去……”孙洁一边指着绘本里的句子，一边变换着音调，孩子们的思绪也跟着她的声音飞进了书里。

等绘本读完，孙洁看了看周围，孩子们已经到齐。她捧来另一堆书，正式开始了今天的阅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