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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没上高中的孩子去哪儿了?
2023-01-16 19:38
来源:郑州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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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秋招,从7月延续到12月,5个月过去,很多学生依然没有收到合适的offer。11月15日,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应届毕业生的人数,预计1158万人,同比增加了82万人。对他们而言,眼下除了等待春招,做好最后的冲刺准备,似乎也别无他法。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不仅仅受疫情影响,而相应的,蓝领就业市场却看似有不错的前景。2021年《中国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显示,疫情下我国蓝领就业指数大幅回升,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大学生就业难,会迎来又一波蓝领用工潮吗?在国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下,在普职分流的当口,我们要让孩子选择接受中职教育吗?职校生就业真的顺利吗?无论职校生还是大学生,就业难背后,有什么样具体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更多延展问题,接下来这篇会从“对中职学生的观察”、“中职学校的生源、教学内容、学生就业情况”、“国外职业教育和职业规划教育”三大部分,和大家探讨一下。
01、“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中高等职业学校1.12万所,在校生超过2915万人,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了。其中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2020年有 591.13万的初中毕业生去了中等职业学校就读,而升读普高的初中毕业生数量为 876.44万,也就意味着:40%的人去了中职。可在动辄讨论985、211、小镇做题家、内卷、剧场效应等的舆论环境下,这些孩子是被忽视的、很少被看见的。他们在15-18岁读了中职后,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稍作了解后我们发现,他们经历的并不仅仅是没有按照高中-大学-工作人生轨迹,“偏离正轨”那么简单。
他们中有“迷茫者”:每日上课、睡觉、玩手机,不知道未来在哪,也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像一位曾在中职学校参加教育实习的老师所说:“那是一个让人无力的环境,哪怕当时的我只有二十二岁,身上无限的热情亦被这种无力感压得喘不过气。孩子听不懂就直接放弃倒头睡觉,哪怕上一秒还被我讲的段子逗笑,家长连最基本的经济支持都无法保障,学校也很少能跟大厂达成联合培养。他们中有“走出者”:在职业教育还没有现在这么受国家重视、很多家长眼中是看不上读职高的10年前:就有学生通过用心读书,每年都考第一名、都拿奖学金。职高毕业参加高考,考上了对口本科,成为学校历来第一位考上对口本科的学生。他们中还有“自主选择者”:有学生是上海中职生,因为是外地户口无法考高中、又不愿回家上所普通高中、上海中职学校又不错,所以去了“3+2” ,也就是“三年中专两年大专” 。虽然听着不咋地,但实际上所学专业的分数线已经跟普高分数线差不多了,所以对自己中职生的身份并不感到自卑。
职校生群体是多样的,不仅仅是“学习不好、没有未来”的代名词这么简单。不过这份多样性鲜为人知,相对应的,是一直未被消除的歧视。他们在有些人眼中,是“差生”、“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尽管他们很多不是问题少年,有一部分学生也很努力,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当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上工厂流水线;甚至有些哪怕是县城职校的学生,初中文化成绩普遍不高,但身上依然有很多闪光点,像幼师班的孩子画画、手工、书法很厉害,让老师觉得自己终于不用用成绩来评判一个人。可加诸于他们身上的歧视,让我们在黄灯谈所教的二本学生称自己是“工业废水”后,又听到了一个让人心痛的字眼“垃圾”。
许知远对话黄灯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某职校调研两年,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学校里的老师说“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但成为中职生明明不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是家庭、学校、大教育环境多因素造成的,背后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02、摊开看中职教育
普职分流比例虽然很大,但去中职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学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 年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农村学子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步入了社会,这种情况直到90后这一代才有所改观。而在90后这一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东、四川、贵州三省30所中等职业学校的跟踪研究发现,在这些学校70%的学生都来自于农村,或者是在城市但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相比本地初中毕业生超过六成上普高的比例,流动儿童能升读普高的比例一直以来都不到 40%。
面对这样的生源,全国大部分中职,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在学生入校后,所接受的有时也是比较脱节的职业教学,“会计还在练数钱,模具还在练锉铁”这句话听起来夸张,但在有些学校,却很接近现实。
像挂牌模具专业,前两年学生一直没见到模具,只见到模具图片;
一些学校汽修的车旧到学生毕业后发现,如今的车型大家都不会修;
学了三年的视频制作,用的软件竟然是会声会影,学的动画竟然还是flash;
练数钱的会计专业虽然已经更名为“会计事务专业”了,但实际上却是培养为专业会计服务的辅助性岗位——帮忙记账、跑腿、办税、扫描;
教学内容落后市场很多年,教学理念也很难创新、师资力量也很难跟上。据梁自存博士,这些孩子大多不适合灌输式教育,但完全能通过增强参与和互动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用另外一种方式学有所成。可很多老师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用适合这些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这样导致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校企合作根本不可能实现,学生就业很难有保障。而且现在很多大企业都有内部的企业学院,用来培养内部员工考证或者培养工人,这样的培养对企业来说精准对口,根本不需要和中专技校对口,成本高风险大。再加上社会认可度低,有些中职生的就业情况,并不容乐观,甚至毕业即失业。更何况,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学历贬值愈发严重,普通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更别说职校生了。
就业这条路不好走,摆在中职生面前的就只剩一条路——升学。《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不少中职学校都以升学为取向,依托“五年一贯制”“职教高考”等渠道,有的中职学校学生就业率不到 10%。但升学压力并不小,如果是对口升学,按照规定,中职生只能考本省一小部分本科的个别专业。广东省400多所中职,本科名额不足1000,平均每个中职学校不到两个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中职和普高一样偏重升学,本该注重职业技能的中等职业教育定位,就非常值得深思。
03、国外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教育
他山之石或许可以攻玉
国家大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国外一些国家,职业教育则已经实施了几十年,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一些经验。比如德国,国家和社会对职业教育非常重视。它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一般是3年或者3年半,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展,学校教文化和理论,企业教实践,两者比例大概3:7。这属于学徒期,结束后,学生要通过行业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分为书面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两种,然后获得国家承认的岗位资格证书。这只是开始,此后技工还要评级,有些甚至从0-14级,级别越高,薪资也越高。技工的收入也高于普通白领,德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为30000欧元左右,而技工的平均年薪是35000欧元左右。而且如果技工想要继续深造,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学习,毕业后拿到硕士文凭。第二,通过补习取得“Abitur”(完全中学毕业文凭)后申请综合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与此同时,还有职业专科学校、职业提高学校、职业高中、专科文理中学、专科高中和“双证书”教育等等,它们共同组成了德国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这样的职业教育体系下,所以德国人从小拥有更广泛的选择和出路,不存在走哪条路线更有未来。
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更根本的,是职业规划教育。不管孩子将来是选择职业教育还是普通高等教育,职业规划教育对他们而言都是基石。因为关注学历、技能、就业等问题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的人格培养,引导孩子发掘自己的兴趣和潜能,从而让孩子能选择最适合自己、自己最想走的人生路。而芬兰这个国家在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他们不仅有因材施教的教育体系:
还从中小学开设职业规划课,小学阶段重在培养教育兴趣、职业启蒙、做决定的能力;
中学开设职业和创业素养的必修课,重在自我认知、职业体验和未来职业规划;
到了高中,自由的选课制度则让大多数孩子,已有自己心仪的专业发展方向。
所以芬兰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的教育选择和职业方向。另外,芬兰有足够强大的师资力量,去实现职业规划教育。职业规划教育可不只是职业知识、技能这么简单,会将自我认知、教育选择、职业认知和技能这三大方面统统融入孩子的成长过程。而从周成刚老师《不一样的成长》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芬兰学校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拥有硕士以上学位,这是教师行业的硬性条件,教师的招聘程序也非常苛刻,入职前一般需要经过好几轮职业考试。”
当然,我们也有比较成功的职业教育,像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探索独具特色的“产教科融合”路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腾讯、京东、华为等合建产业学院。数据显示,近年来深信院毕业生入职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的比例超过16%,每个学生有10余个岗位可以选择。不过,这样的成功比较依赖于当地情况,是少数的个例。从根本上看我们的教育,很多家长和孩子,无论是在职校选择还是高考后的大学选择:都充满了盲目性。要么听招生宣传的老师、要么听孩子老师或身边人的建议、要么匆忙地上网检索,在这个人生岔路口上,把绝大部分主动权交给了命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弃北大读技校”这样的新闻出现,看到很多学生工作岗位和专业方向大相径庭,看到很多学生后悔人生走了弯路。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不应是一句有隐含意义的话,而是一座远山,仅仅一个愚公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寻找适合我们的解决之道,从而破除内卷、学历贬值、就业难等系列问题。这个寻找过程,需要国家、社会、学校、企业、家庭的合力,需要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孩子从青少年开始,能逐渐成为他想成为的自己。正如香港大学荣休教授、连续十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问教授的程介明老师,在《教育之变》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成绩和升学,不过是学生人生中的一小部分。假如中学的使命远远超乎升学与就业的分流,学生在中学必须学到的,应该是终身生活的基础。从社会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后工业社会更需要的,是个人潜力得到发挥,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开辟自己的天地。教育也需要重新回归这样的使命——那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主动地创造机会,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机会。或许这才是未来破除“内卷”的唯一出路。”
参考资料:
1.《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2017数据集
2. 教育部《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
3. 中等职业教育. (2006). Retrieved 26 November 2021
4.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9). 赢未来: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发展报告——基于 30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调查研究
5. 韩嘉玲(编著). (2021).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洪蔚琳. (2021). 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 正面连接. Retrieved 24 November 2021
7. 赖新元,《德国中小学教育特色与借鉴》,中国戏剧出版社
8. 《教育之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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